未成年人犯罪原因错综复杂，但与其生活的家庭环境、成长经历等因素有着密切联系，因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对涉罪未成年人必须进行社会调查，并作为对涉罪未成年人作出最终处理决定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　　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，社会调查主体有的由公安机关担任，有的由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部门人员担任，也有的由检察官或法官担任。因为调查主体的不统一，导致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出现形式化、格式化、粗浅化等一系列问题，降低了社会调查制度实行的意义。

　　实践中，目前社会调查主体存在一定的弊端。如果由公安机关进行，既增加了公安机关的工作量，也与公安机关所进行的刑事案件侦查的性质和内容有明显不同，加之有的案件由于刑事侦查工作量大，公安机关承办人对社会调查有心无力，所出具的报告往往不能真实客观反映涉罪未成年人的综合情况；在我国，公诉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，其主要精力都是放在有罪的指控和论辩上，加上基层检察机关案件人少，也没有足够精力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全面系统的社会调查；而法官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中立地位，如果由法官亲自进行社会调查，让人对法官的中立性生疑。

　　从社会调查的作用看，调查主要是为捕与不捕、诉与不诉、量刑轻重、社区矫正措施提供客观依据，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利，有益于对未成件犯罪人的挽救和帮教。因此，社会调查人员应具有法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背景，并掌握一定的社会调查技能，同时他们还必须保持中立性。综上，建议由各县级人民政府成立专门的社工组织，组建专门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人员库，需要进行社会调查时，随机抽取相关人员组成调查组展开调查，同时相关法律要明确社会调查人员的权利和义务，并对最终出具的调查报告负法律责任，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社会调查制度应有的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