赦宥之法，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，就是关于宽恕、赦免的法律。明代黄道周《博物典汇》卷十八记载：“周礼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。一宥曰不识，再宥曰过失，三宥曰遗忘。一赦曰幼弱，再赦曰老耄，三赦曰蠢愚。”这意味着，早在周代，国家礼法就已规定，可以对过失犯罪有所宽宥，对幼弱、年老和有智力缺陷的罪犯施行赦免。三赦三宥，然后用刑，这种明刑慎罚的思想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。

　　当然，这种赦宥之法与所谓“大赦天下”不同，与特定条件下的赦放也并不相同。用今天的目光看，古代皇帝的恩赦，无非是一种政治策略，不过为了显现圣明，安抚人心，稳定时局，以巩固专制皇权的统治。春秋、战国时期，在战乱不休的情况下，各地诸侯王为了笼络人心，曾经施行大赦。

　　据《春秋》记载：“庄公二十二年，春王正月，肆大眚。”鲁庄公实行肆大眚，即大量地赦免罪人。昭襄王四度赦免罪人，孝文王、庄襄王即位时也实施过赦免。他们甚至对死刑犯都可以实施宽宥，乃至宽宥呈现泛滥的趋势（后世皇帝的大赦天下，即滥觞于此）。这种做法，在秦始皇即位后发生了极大的转变。秦始皇奉行法家思想为治国正宗，制度以严苛为主，三十多年从不一赦。但秦二世登基后不久，便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“大赦天下”。

　　所以，黄道周这样说道：“唐虞三代之所谓赦者，或以其情可矜，或以其事可疑，以其在三宥三赦八议之列，然后赦之。盖临时随事，而为之斟酌，所谓议事以制者也。至后世乃有大赦之法，不问情之浅深，罪之轻重，凡所犯在赦前，则杀人者不死，伤人者不刑，盗贼及作奸犯科者不结。于是遂为偏枯之物，长奸之门。”失去了尺度的大赦宽宥，就很有可能走到司法的另一面去。

　　黄道周的《博物典汇》，曾被清廷列入四库禁毁书单。究其主要原因，他既是一个南明抗清遗臣，书中又记述了奴酋努尔哈赤的事例，以及防御后金的山海关一带地图。其中关于四夷，涉及日本、朝鲜等国，介绍得比较详细。二十卷书中颇多珍贵资料，然而一些文字诋毁满清统治，遭到严令禁毁就并不意外。在历经严酷的文字狱以后，《博物典汇》在坊间依然悄然流传。笔者读到的是崇祯刻本的电子版，书中关于“赦宥之法”等诸多法典的记述，今天仍颇有参考价值。

　　在分析了因“肆大眚”而失刑的弊端后，黄道周举例说：“故诸葛孔明曰，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。其为政于蜀，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。斯得春秋之旨也。”显然，推行德政应在掌控刑法之上。

　　实施赦宥之法，最大的矛盾在于怎样对待死刑。历代皆是如此。古人在死刑上存在的困惑，一方面是认为不施行刑杀，就不足以维持皇权；一方面又认为，死刑的存在对统治者并不利，因为大量的生命被剥夺，将导致天事运行不畅。所以历代当政者会用某些特定的天象作为“赦”的前提，比如“若有客星出，视其小大：大，有大赦；小，亦如之也。”

　　赦宥之法在死刑制度中的运用，既是传统法律文化的产物，也是文化观的体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