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魏孝文帝(471-499年在位)迁都洛阳后,继续推进“汉化”政策,巩固三长制、均田制等改革成果,以汉语为“正音”,以汉服代替鲜卑服,改鲜卑姓为汉姓,鼓励鲜卑族与汉族联姻。然而,改革并非一帆风顺,吸收汉文化的过程促进了南北民族融合,也引发了许多争议,因“永平乐议”引发的激辩,差点将元匡(?-525)这位忠介骨鲠的老臣置于死地。

　　　　汉化与礼乐 

　　北魏建国之初,鲜卑贵族“乐操土风”,对儒家礼乐不感兴趣。道武帝拓跋珪(386-409年在位)击败后燕后,曾得到一套珍贵的晋国古乐器,却“不知采用,皆委弃之”。“乐操土风”的结果是贵族不守礼法,竞为豪奢,“宫室园圃,侔于禁苑,僮仆六千,伎女五百”,出则仪卫塞路,归则日夜歌吹,一顿饭花掉几万钱,完全无视国法民情。

　　孝文帝即位后,积极加强政治体制建设,努力提升礼乐的地位。他指定“颇体音律”的中书监高闾(?-502)“草创古乐”。高闾年事已高,推荐擅长古律的汉族音乐教师公孙崇任给事中,参与“修理金石八音之具”。高闾去世后,公孙崇以太乐令的身份“续修遗事,十有余载”,终于在景明四年(503)取得突破性进展。

　　这一年,山西并州出土了王莽时代的铜权,重四钧,即一石。宣武帝元恪(499-515年在位)命将铜权交给公孙崇,让他作为考订音律的准衡。公孙崇原本是以历代《礼乐志》作为考订依据的,其结论与依据铜权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,于是二十四枚钟磬乐制终告完成,标志着北魏学习儒家文化迈出了一大步。

　　　　豺狼当道 

　　不料,公孙崇的工作成果,遭到了太常卿刘芳(453-513)的猛烈攻击。这位人称“刘石经”的保守派代表,怒斥公孙崇所奏“体制差舛,不合古义”,要求将其取缔。公孙崇出身低微,无力与之对抗,又缺乏政治经验,只得同意重议乐制。他哪里知道,刘芳要求重订乐制,话说得冠冕堂皇,其真正目的是夺取更大的朝政话语权。

　　刘芳背后的人是当时权势熏天的尚书令高肇(?-515)。他的妹妹高照容是孝文帝贵人、宣武帝生母。前妻死后,高肇又娶了高平公主为妻,成了宣武帝的舅舅兼姑父,亲上加亲,很快成为把持朝政的权臣。永平元年,他甚至公然毒死了孝文帝的弟弟、宣武帝的叔叔彭城王元勰(473-508),仅因其政绩声誉良好而“有震主之虑”。

　　当时朝中能与高肇抗衡的,唯有“性耿介,有气节”的度支尚书元匡。孝文帝慧眼识才,知道他是一名骨鲠之臣,特意赐名“匡”,希望他能“仪形社稷,匡辅朕躬”。他与同僚高道穆约定,执法应采取“罚一人,当取千万人惧,豺狼当道,不问狐狸”的策略,实现“使天下知法”的使命。

　　宣武帝即位之初,元匡就展现出“硬骨头”本色。一次,宣武帝赐元匡陪乘,又让自己宠幸的近臣茹皓上车。元匡当着宣武帝的面,就将茹皓赶下车去,令后者羞愤不已。为了弹劾权臣高肇,元匡更是倾尽全力,“先自造棺,置于厅事,意欲舆棺诣阙,论肇罪恶,自杀切谏”。

　　　　骨鲠之臣 

　　宣武帝一朝,北魏南伐萧梁,北击柔然,疆域大有拓展,内政却日渐腐败,两名辅政亲王元禧(?-501)、元详(?-504)先后因叛逆贪腐而被处死,外戚高肇专横跋扈、把持朝政,与宣武帝松松垮垮的执政风格都不无关系。若非有元匡这样的骨鲠之臣,真不知道北魏政权会早灭亡多少年。

　　可惜的是,元匡对高肇的弹劾并没有成功,其“舆棺诣阙,论肇罪恶”反而被认为触犯了法律。保守的御史们攻击元匡,说他指责高肇“诈托先诏,将指鹿化马,徙日移天,即是魏之赵高”的话,构成了“诬毁宰相、讪谤明时”之罪。宣武帝将元匡交给廷尉定罪,廷尉畏惧高肇权势,将元匡论以死罪。由于元匡符合宗室“八议”条件,宣武帝将其恕死,降为光禄大夫。

    魏孝明帝(515-528年在位)即位后,元匡重新得以用,并担任御史中尉,又对于忠、高聪等官员的不法行为进行弹劾。其后,他又与另一名辅政亲王元澄(467-519)较上了劲,为此甚至搬出了当年弹劾高肇时打造的那口棺材。由于职位、血统均不如元澄,他的弹劾再次遭到失败,并被判处死刑,“诏付八座议,特加原宥,削爵除官”。去世后,他被谥为“文贞”并追复本爵,功业气节都得到了后世认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