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　董亭君　(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)

　　贞观十七年(643年)二月,被唐太宗视为“镜子”的魏徵去世了,太宗倍感哀伤,让画家阎立本绘制二十四功臣像,悬于凌烟阁以供瞻仰。二十四功臣中,殷开山最早去世,随后是长孙顺德。太宗一边感叹“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”,一边眼睁睁看着元勋们接二连三凋零:屈突通、杜如晦、张公瑾、刘政会、秦琼、虞世南、柴绍、李孝恭、段志玄先后离他而去,除了哀伤以外,还有什么凡人难以窥知的“帝王心术”呢?

　　　　第一功臣带刀入宫 

　　凌烟阁功臣中,排名第一的是太宗的大舅子长孙无忌。他是长孙皇后的兄长,门第非常显赫:父亲长孙晟是隋代名将,内政外交功业卓著,母亲高氏是北齐王室。除了显赫的门第,还有三个原因让长孙无忌得以位居功臣之首:作为皇后亲兄,他是太宗最信赖的人；作为“玄武门之变”的骨干,他身经百战,力助太宗夺得皇位；作为首揆,他是太宗着意培养的辅政大臣,一旦朝局有变,他最能稳住阵脚。

　　然而,贞观元年却发生过一件大案,有人竟要问候长孙无忌的项上人头。当时,长孙无忌已经当到吏部尚书,被传入宫议事。进门时,他忘了解除佩刀,按《唐律》规定是死罪。议罪时,右仆射封德彝迎合太宗意旨,主张把责任甩给守门校尉。大理少卿戴胄却反驳说:“长孙无忌带刀入宫,与守门校尉失察都属过错,臣子对于君主,是不能以失误为借口的,但凡供奉君主汤药、饮食、舟船,失误者皆处死刑,本案对长孙无忌也不能只罚铜了事。”

　　作为中国古代声誉最好的君主,太宗最大的优点是擅长纳谏。他见大理寺不同意宽宥长孙无忌,只好以皇帝的身份打圆场:“法律是天下人的法律,不能因皇亲国戚而屈法顺情,请重议此案。”结果封德彝仍持原议,戴胄进一步申论说:“引发这起事件的主因,不在守门校尉而在长孙无忌,前者的失察是由后者的错误引起,后者责任重于前者。”争到最后,只好由太宗拍板,免除了守门校尉的死刑,当然,也免除了长孙无忌的罪责。

　　　　“长孙无忌案”的政治背景 

　　不深究的话,“长孙无忌带刀入宫”确实是一起精彩的案件,给后人留下了大臣据理力争、皇帝开明纳谏的良好印象。良法美意的“贞观之治”,不就应该是这样吗?但如果仔细咀嚼一下,我们还能从中品味出什么更有意思的内容呢?

　　唐初的统治中枢,是由“李唐王室+姻亲宰相”构成的。武德元年的五名宰相,除了李世民和刘文静,都是王室姻亲:裴寂的儿子娶了临海公主,萧瑀的儿子娶了襄城公主,窦威是窦皇后的叔叔。唯一没有与王室联姻的功臣刘文静,第二年就被“兔死狗烹”了。而封德彝之所以升任中书令,成为炙手可热的重臣,也是拜联姻王室所赐:他的儿子娶了淮南公主。

　　“玄武门之变”后,高士廉、房玄龄、萧瑀、宇文士及、封德彝成为新一届宰相,除了萧、封两位旧相外,三名新相也都是皇亲:高士廉是皇后的舅舅,儿子又娶了东阳公主。房玄龄的儿子娶了高阳公主、女儿嫁给韩王元嘉。宇文士及娶了寿光县主,妹妹又是高祖宠妃。当然,五名宰相的亲上加亲,仍比不过长孙无忌,他既是皇后之兄,儿子又娶了衡山公主,还有侄子娶了新城公主,可谓亲上加亲再加亲。

　　再说,长孙无忌与太宗的友谊,早在大业九年(613年)就建立了,那时他们才只有十几岁呢。贞观元年,长孙无忌成为最热闹的宰相候选人,是无可争议的。太宗让他担任吏部尚书,本就为了过渡一下,他要接的,正是年老昏愦的封德彝(中书令判吏部)的班。“带刀入宫案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。无论谁参与议案,结果不用猜都知道,区别只在于以什么样的理由脱罪而已。

　　　　作为剧本的历史记录 

　　参与“长孙无忌带刀入宫案”议案的,不可能只有封德彝、戴胄两人,宰相高士廉、房玄龄、萧瑀、宇文士及,以及右丞魏徵、左丞王珪、兵部尚书杜如晦、户部尚书温彦博、礼部尚书裴矩、御史大夫杜淹等,应该也都参与了讨论。令人疑惑的是,为什么那么多意见都消失无踪了,唯有封德彝、戴胄的意见被记录了下来呢?

　　这个问题该问谁呢?历史是谁写的就问谁。当时太宗刚刚掌权,长孙无忌风头正劲,迎合太宗意旨的,拍长孙无忌马屁的,断然不会只有封德彝一人。为什么所有这类“佞倖之语”都打包给了封德彝呢?看看他的传记,就明白了。“玄武门之变”前,他暗助太子李建成,李世民并不知情,直贞观十七年,才被揭发出来。由于已去世多年,太宗只好追夺其司空职位,追削其封赠食邑。“长孙无忌带刀入宫案”议案大臣中,身后恶名者唯其一人,拍马屁这种黑锅,由他来背最合适了。

　　再来看看戴胄,情况就更清楚了。“长孙无忌案”之后,戴胄由大理少卿超迁尚书右丞,旋迁左丞领谏议大夫,成为最耀眼的“政治新星”。贞观四年,戴胄以检校吏部尚书,参预朝政,正式拜相,两年后去世。其养子戴至德又于高宗朝拜相,握有历史书写之权。“长孙无忌案”成了今人读到的这个样子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